在很多人的觀念里，醫生擁有專業知識和技術，比普通人更懂健康和疾病，他們很少得病，即便得了病，他們對疾病原理了解得更清晰，更明了最前沿、最權威的治療方法，擁有更好的醫療資源，給他們治病的醫生同行也會額外照護。所以，“醫生患者”比普通患者更容易從大病中痊愈。

真是如此嗎？未必。我的新書《命懸一線，我不放手》中有這樣一個病例：患者是我共事了十幾年的同事老梁，52歲，主任醫師，為人謙和，擁有豐富的臨床經驗。8年前，他被確診為“煙霧病”，這種病我們可以簡單理解為腦血管脆弱、畸形，容易破裂、出血。對這種疾病的治療，目前世界范圍內較為一致的觀點是，一旦確診，應盡早手術。手術可以大大降低發生腦出血的風險。但是老梁一拖再拖，最終發生了腦出血，陷入了深昏迷。

在今天，治療煙霧病，不僅有成熟的手術方式，而且國內很多醫院和專家可以熟練地操作。那么多沒有任何專業背景的煙霧病患者都成功做了手術，為什么老梁會拖到出了血？

“醫生患者”掌握的疾病知識和具有的信息優勢，在大病面前不一定會給他帶來比普通患者更多的痊愈條件，反而可能成為他理性決策最大的阻礙。我們也可以說，這是“醫不自治”。

為什么會這樣？一方面的原因是抱有僥幸心理。在生活中，有些人很容易把某種疾病出現的癥狀，一廂情愿地認為是其他不嚴重的病引起的。他們可能會僥幸地想：萬一不是呢？即便已經明確診斷，他可能還會想：萬一還能再拖一拖呢？僥幸心理在醫生成為患者時表現得更加突出。很多疾病具有相似甚至相同的癥狀，醫生出于對各種疾病的了解，在自己罹患大病后反而比普通人更容易找到“借口”避重就輕，進行容易出錯的自我療治。

另一方面的原因，則是放大疾病治療的風險。老梁是個ICU醫生，見過各種各樣的危重病例，“個人經驗”嚴重影響了他的決策。ICU醫生見過的病例中，有一部分是手術失敗病例。原因很容易理解：手術順利的、身體條件好的患者術后都直接回普通病房了。只有高齡的、有器官功能不全的或風險很大的患者會來ICU，或者是手術中、手術后發生了嚴重并發癥、生命垂危的患者才被送到ICU搶救。這種病例見多了，他在心理上更怕了。所以，老梁一直在逃避，結果也令人惋惜。

老梁出事后，每次大家去探望他，或者湊在一塊兒提起他，都表示非常后悔。如果當時我們不是一味地由著他，如果大家再努力地多勸勸他，或許他就下定了決心，那樣的話，他的結局一定不會像今天這樣。可惜時光無法倒流，在遺憾和心痛之外，我更希望通過這個病例，可以給更多的人一些切實的建議。

首先，我們得承認，每個人在面臨疾病時都有可能出現影響決策的情緒或者反應。

通過老梁，我們看到了人在疾病面前的僥幸心理和逃避。除此之外，有的患者還會出現憤怒、恐懼、無助、脆弱、患得患失、敏感多疑、自暴自棄、冒險激進等各種情緒或反應。人類有趨利避害的天性，這是人類在數百萬年的演化過程中形成的。這些情緒或反應或許是把“雙刃劍”，對個體既能帶來一定的生存優勢，同時過度了也會影響決策、帶來劣勢。

在以前，我們可能會不理解患者生病后出現的心理、性格變化，甚至會對這些變化產生抱怨：“這個人生病后怎么跟變了一個人似的。”每個人在面臨疾病尤其是重大疾病時，都可能出現不同程度的情緒和反應，醫生和患者的親人應對患者給予更多的理解。

對患者而言，不論在生病前有多睿智，知識多么豐富，多么能統籌大局，在生病后都應該意識到，在危機面前，自己的情緒、反應可能影響到自己的理性決策，因此要多與親人、朋友、信任的醫生溝通，盡可能地減少自己的情緒和反應給決策帶來的負面影響。

其次，個人經驗也會對患者的決策帶來影響。人在疾病面前，會影響治療決策的個人經驗包括他掌握的疾病知識，他親眼見過的、聽說過的疾病的治療情況。患者在做治療決策時，個人經驗產生的影響是很大的，如果在他們的個人經驗中，對某種治療方法的印象是積極、正面的，他們可能會更愿意接受類似的治療。反之，如果他們的經驗是消極、負面的，他們可能會傾向于避免相同的治療方式。

再次，在面臨大病危機時，與其患得患失、瞻前顧后，不如把自己交給更專業的人。人們常說“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是因為作為旁觀者，疾病并不關乎他的生死，所以他可以做到理性決策；“當局者迷”則是因為作為患者，在面對關乎生死的重大疾病時，或多或少都會產生一些負面情緒和反應，再加上一些負面的個人經驗，所以很難做出理性治療決策。

作為專業人士，醫生在自己身患疾病的生死關頭，尚且不能做出客觀理性的決策，更何況是普通人？所以，不管是醫生還是普通人，如果不幸患上大病，都應當把自己交給更專業的人。（作者系北醫三院ICU副主任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