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臨床免疫及風濕病的醫療、教學、研究工作數十年，她探索多種自身抗體的建立和臨床應用，提高了系統性紅斑狼瘡、類風濕關節炎、干燥綜合征的早期診斷水平，是我國干燥綜合征研究的開拓者和倡導者。她就是董怡，我國著名風濕病學專家，北京協和醫院風濕免疫科教授。

【聽醫者講述】

20世紀70年代，董怡教授在北京協和醫院參與創建了我國第一個風濕免疫學組。篳路藍縷，創業維艱，正是她與同事鍥而不舍的追求與探索，改變了我國無數風濕病患者的命運。每每想起董怡教授的創科經歷，總能收獲攻堅克難的勇氣。

好多人說，協和的住院醫師是“精雕細刻”出來的，要求很嚴。協和的住院醫師會被分配到門診、急診、病房等不同地方輪轉，有專門的教授帶我們，我們定期匯報情況。雖然是在不同的崗位上工作，但我們有一個共同的體會：作為住院醫師，一方面要掌握醫生必要的技術，例如仔細詢問病史、進行體格檢查、分析病情等；另一方面要自己多學習，多動腦筋，不是問完病史、查完體、寫個病歷就完事了，還得思考怎么進一步為患者診治、再完善哪些檢查等等。

在學習的過程中，上級大夫也會提供幫助，但更重要的是自己思考。住院大夫需要跟著教授看門診，我記得我跟過心內科的黃宛教授出門診。有一次他看完病人后問我：“為什么風濕性心臟病二尖瓣狹窄時是一個隆隆樣的雜音，而主動脈瓣閉鎖不全的時候又是一個吹風樣的雜音？你說說這是為什么。”當時我根本答不出來，只好到圖書館去看書，先認識心臟的結構，再了解心臟血液動力學，才知道血液經過不正常的地方發出聲音有什么區別。上級大夫啟發你，但是問題要自己去想，這樣才會成長。

后來做了總住院醫師，還要負責挑選大查房的病例，如何挑選？一定要有教育意義的，比如說是罕見病，大家需要了解知道。還有要選需要我們反思的，比如在處理過程中遇到困難，或者處理得不合適的。我記得有一位病人臨床表現非常像胃癌，所以別的地方對他進行了胃癌的治療，后來這個病人去世了，我們通過尸檢發現，其實他患的根本不是胃癌！這個病例給了所有人一個教訓：沒有惡性腫瘤的金標準、證據、病理結果，絕對不能夠按照腫瘤治療。大查房的病例都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夠我一輩子想。

當時國內還沒有風濕病科，國內的風濕病人常常要輾轉多個科室求醫。比如類風濕關節炎的病人，一會兒去看骨科，一會兒去看內科，卻沒有科室能收他。我見過有病人因為血管炎，腳上爛了很大一塊。還有的病人因為血管炎，得了特別嚴重的虹膜睫狀體炎，他去看眼科，眼科也沒辦法。

1980年，北京協和醫院風濕免疫科正式建科，在15樓1層有了一間房間作實驗室，大概就20平方米，但我們可是如獲至寶啊，做實驗在那兒，開會也在那兒。雖然條件有限，但我們滿懷熱情，憧憬未來發展。當時張乃崢教授帶著大家在國內做自身抗體的工作，等到我和科里其他在外學習的同事回國，再加上有新的自身抗體被發現，我們終于將工作推進了一步。

隨著研究的深入，很多以前大查房發現的問題，現在有了更好的解決辦法。比如協和最早發現干燥綜合征的患者，是在腎小管酸中毒的病人里發現的。因為干燥綜合征的病人可以合并腎小管酸中毒，我們在對病房里的患者進行采血以后，發現他有干燥綜合征的自身抗體，抗SSA和抗SSB，這就確診了。再比如，很早以前內科大查房時，發現有一個病人是腹膜后纖維化，當時我們不知道該怎么治，也不知道為什么會腹膜后纖維化。現在我們對腹膜后纖維化的了解很多了，查一下IgG4就知道，而且用激素很快就緩解了。可見，自身抗體對診斷自身免疫病是非常有幫助的。

所以醫教研里，我覺得醫療是最容易的，作為醫生，你只要多看病人，用心地看病，總能在醫療上創造一些好的事情。但是做研究是很難的，所以我個人把比較多的精力放在了干燥綜合征的研究上。可以說，是協和的風濕免疫科從無到有地推動了我國干燥綜合征研究。當然，學科的發展不能老盯著幾個病，我們還逐漸開展了對白塞病、血管炎等疾病的研究。

現在，國內很多醫院的風濕免疫科帶頭人都是協和培養出來的，有的是從協和畢業的，有的是來協和進修過的。我們不僅在北京辦學習班，而且幾乎每年都去新疆、內蒙古、云南等地辦學習班，這些地方的大夫不方便來北京，我們就自己去。效果還是挺好的，能拓寬大家的視野，雖然有的人學了回去不能成立一個科，但至少他們知道了風濕病人應該怎么處理。做一個好醫生，就要一切為病人著想，病人病情有變化，你就得待在那兒。醫生確實辛苦，但我無怨無悔。有人問我“下輩子再做醫生好不好”，我說好，我愿意！（本報記者崔興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