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城控股原董事長王振華涉嫌猥褻女童案引發(fā)社會高度關注，而更多的性侵幼童案件因為性侵者身份普通、受害兒童身份普通，而沒得到太多關注。
據(jù)公益項目“女童保護”統(tǒng)計，2013年至2018年，媒體共曝光2096起性侵兒童的案例，每起案例中都有不同數(shù)量的受害兒童，多的有100多人。這還只是“冰山一角”：2015年至2018年11月，全國法院審結的猥褻兒童案件有11519件。
北京市致誠律師事務所主任、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多年來致力于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工作。他認為，預防和處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在立法和實踐中依然面臨很多嚴峻問題。
佟麗華近日撰文指出，性侵幼童案首先面臨“立案難”問題：受觀念影響，再加上缺乏證據(jù)，很多強奸和猥褻未成年人案件都沒有進入司法程序。
在今年媒體報道的一起未成年人被迫賣淫的案件中，佟麗華發(fā)現(xiàn)其中只提到了對強迫以及組織賣淫者的刑事處罰。他后來才知道，公安機關并沒有對性侵幼女的人進行立案偵查。
佟麗華還指出，有的司法人員專業(yè)化程度不高，還會導致“二次傷害”等新問題，如多次對受害人的身體進行鑒定、反復讓受害人回憶受到侵害的屈辱過程；司法人員取證不及時、不全面，有些證據(jù)存在瑕疵，等等。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青少年司法社工告訴記者，目前在涉青少年案件中，我國的檢察院、法院系統(tǒng)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備的“保護體系”，但在警務層面仍存在困難。“很多涉及未成年人被性侵、被猥褻的案件，都存在舉證難、立案難的情況。一旦（派出所）不能立案，案子也到不了檢察院、法院”。
上海市青少年服務和權益保護辦公室副主任王蕾告訴記者，去年，上海市12355青少年公共服務熱線接到一位母親的來電，稱其女兒出現(xiàn)了行為異常，想尋求專業(yè)志愿者和青少年事務社工的幫助。
此前，這名與離異父親同住的女孩向母親反映，自己被學校教師騷擾和猥褻。母親隨即為女孩辦理了轉學，但事隔幾個月，女孩再次受到侵害，這一次造成了較為嚴重的下體損傷。據(jù)女孩反映，是家中親屬對她進行了性侵害。女孩母親向公安機關報案，雖然派出所已立案調查，但由于舉證困難，案件一直沒有進展。
王蕾認為，在前述女孩遭遇性侵的事件中，有兩個節(jié)點頗為重要：一是未成年人在第一次遭到性侵時，家長未能及時給予專業(yè)的心理干預和指導；二是未成年人在第二次遭到性侵時，沒能引入專業(yè)社會工作力量進行心理疏導和危機干預。
上海市徐匯區(qū)心理咨詢協(xié)會會長陶焱曾參加過汶川大地震、上海膠州路教師公寓火災等事件中的事后咨詢輔導。她發(fā)現(xiàn)，幾乎所有在重大突發(fā)事件發(fā)生后的心理輔導，都存在“介入困難”的情況。
“很多家長、受害學生，此前都沒有接受過較為系統(tǒng)的家庭教育、發(fā)展心理學的學習，他們在沒有任何系統(tǒng)學習的基礎上，遇到突發(fā)情況，很容易產生拒絕心理輔導的情況。”陶焱說。
現(xiàn)在有若干所上海的小學與陶焱所在的機構建立長期聯(lián)系，每周五晚上，她會到學校給那些愿意參與試點的家庭開設“親子小課”，讓父母和孩子一起議一議自我保護、社交朋友圈、情緒控制等話題，幫他們建立基本的心理保護屏障。
上海市陽光社區(qū)青少年事務中心項目運營主任郭明告訴記者，該中心從2016年開始正式提供5~7歲兒童性啟蒙教育和6~10歲兒童自我防護課程，在課程推廣中，社工們也遇到了一些難點。“課程剛開始探索的時候，家長會在一旁觀摩，他們的反饋不一，尤其爸爸的接受度低于媽媽和老人。有位爸爸還反映：我覺得現(xiàn)在給孩子性啟蒙太早了，應該到初中再開始。”
郭明說，社會上發(fā)生的兒童性侵案作案方式匪夷所思，包括近日發(fā)生的“新城案”，這給他們設計課件帶來難度。“近期我們到云南教課，發(fā)現(xiàn)很多留守兒童是獨立生活的，怎么去要求家長負責呢？”對此，他們正在不斷完善課程，也希望各部門能一起努力。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資深心理咨詢師認為，中小學生心理學基礎能否打好，與城市、教育局、學校的領導有直接關系。這位心理咨詢師表示，上海現(xiàn)在基本可以做到每個小學都有半個心理教師的編制，初中、高中有一個以上心理教師的編制，但是，“很多心理教師剛剛碩士畢業(yè)，自己沒有結婚、沒有孩子，干什么、怎么干都聽校長的，校長覺得這事沒有必要，他們就不做了”。(記者 王燁捷 見習記者 魏其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