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醫療救援在中國還是一個相對新生的事物，由于我們社會發展的原因、管理體系的不同，在這方面我們國家還處于起步階段。” 1月20日，在由中日友好醫院與999急救中心聯合舉行“中日醫院-999航空醫療救援學術研討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中日友好醫院院長王辰在致辭發言中這樣開場。
圖為研討會現場
航空醫療救援到底是什么？
國家衛計委應急辦公室主任許樹強在其發言中介紹，目前的通用航空或者航空醫學救援應該定位到通用航空這一塊，是指使用民用的航空器從事公共航空運輸以外的民用航空，大家接觸最多的是往農村噴灑農藥，以及類似通過直升機在空中看北京的旅游項目。
而發展到醫療領域其實主要是航空醫療救援，指的是使用裝有專用醫學救援設備的民用航空器，主要是直升機和固定翼，為突發事件傷病員實施緊急醫學救援而進行的飛行活動。
飛行活動一般是四類：1）投放醫療衛生力量到達災害事故的現場開展救援；2）從災害事故現場將傷病員轉到后方的醫院；3）將得到初步救治的傷病員從一家醫院轉送到另一家醫院；4）通過航空器運輸藥品、器官、血液和醫療器材等。
航空醫療救援有很多特點：第一、反應速度快，機動靈活、傷病員能得到及時救治；第二、受地理空間限制少，解決地面交通不通達或不通暢問題；第三、使用成本高，航空器、人力資源、油耗等成本高于地面運輸。
但也有很多的優勢，最大的優勢就是保護性運輸，不受地形的影響；第二高速帶來時間優勢，生命在急救當中和時間賽跑的，目前最快的就是飛機，所以說這兩大優勢就是我們迫切的需要發展我們航空醫療救援；劣勢就是振動，引擎噪音導致診斷困難；第二、噪音；第三、加速力；對于傷員或者病人影響很大。
2017全國航空救援超過10例的醫院僅三家
圖為中日友好醫院停機坪
盡管通用航空在各領域已有快速發展，但在醫療救援這個領域，相比其他歐美國家，我國只能說剛剛起步。
許樹強介紹，2016年全國通用航空領域的企業含999急救中心在內一共是320家企業，到16年年底，我國可用于航空醫療救援其他各類活動的大概飛機是2595架，臨時起降場地250個左右；運輸駕駛員3.9萬，通用航空駕駛員0.6萬，16年的飛行時間是76萬小時，培訓大概50萬個人左右。
相比美國，我們的差距不是一星半點。以同行企業為例，2015年我國是281家，美國是3700家；通用機場的數量我們是300，美國是19200。事實上，如果再細化到響應能力，歐美國家航空救援的高速運轉簡直“吊打”我國。許樹強介紹，如果當一個事件或者一個傷員需要航空器轉運的時候，美國的救援在20到40分鐘就可以到達現場或者病人所在地接上，“我們在說多少分鐘指的是到達那兒，原則上還要把病人到了救護車或者航空器上。”
慕尼黑大學急救醫學工作組董事會成員Dr.ErwinStolpe則介紹，目前德國法律明文規定，急救要在12分鐘之內到達現場，在慕尼黑的話，接到急救電話八分鐘之內就到現場。“德國的航空救援幾乎覆蓋了幾乎95%德國全部的境內。”
而對比我國最快響應時間也要在1-2個小時以內，其中臨時航線的申請也需要一些耗時，與歐美相比，我們相差甚遠。許樹強透露，目前全國從醫療機構來說，通過直升機轉運了十個病人以上的，除了政府行為以外，醫療機構和我們相關的企業、保險之間在做的只有三家醫院超過了10個病人，第一個就是中日友好醫院，第二上海瑞金醫院，第三就是湖南湘雅。中日友好醫院醫務處提供的數據顯示，自2017年3月以來，中日醫院實際轉運救援的案例也僅13例，但這在全國范圍已經處于領先水平了。
航空救援專業人員匱乏培訓教育仍待加強
圖為救援團隊向記者介紹航空救援情況
在許樹強看來，我國航空救援目前主要面臨5方面的問題：1）救援能力不足，核心是人不足，不是人數不足，是專業化的人不足；2）使用價格高；平均價格高大3至8萬院，社會大眾使用價格高；3）從業人員缺乏系統的專業培訓；4）監管安全很難保障，一定要確保安全；5）政府還停留在宏觀層面，可操作的政策比較少。
針對專業化人才不足，中日友好醫院醫務處副處長郭永慶在接受鳳凰網健康采訪時表示，在歐美發達國家航空急救人員必須要擁有專業的救援資質。以德國為例，在航空急救中，機上的醫生必須要在醫院勝任急救醫生至少四到五年，有四到五年的臨床經驗之后再派到直升機的救援系統學習在直升機上面如何操作急救病人，“而且包括護士要考這個試，才能上機。”
他透露，“如果可能，我們希望能建立一個培訓學校，比如說院前的很多流程，院內的比如說需要哪些設備，怎么樣去搶救，怎么去及時響應,都希望做成標準化流程，這樣大家在機上救援時，才能都達成一致。”
商保介入或可解決航空救援昂貴難題
航空醫療救援其實說新不新，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及去年的九寨溝地震的救援環節中，航空救援起到了較大的作用。但對于百姓來說，航空醫療救援意味著一個字“貴”，是一種可望不可及的救助方式，而這種非平民化的業態，也使得航空救援這一能惠及百姓的項目遲遲沒有“落入凡間”。
慕尼黑大學急救醫學工作組董事會成員Dr.ErwinStolpe介紹，在德國每一個雇員和工作人員是有一個必須強制性的空中急救保險，這個保險也包括他們的家庭成員。
北京市紅十字會999急救中心院長田振彪透露，目前在中國救援費用，全部是企業、通航公司自己承擔，這也是老百姓對于航空救援認知這么貴的原因。所以北京市紅十字會也與保險行業做了大量的接觸，推出了一系列與航空救援相關的保險險種，想讓每個老百姓都可以享受到航空救援及其他的保障。
在他看來，社保和商保結合的過程中，政府的社保必然要拿出一部分解決目前這個問題，但如何解決還在研討當中。
“我們去年轉運了十幾例，過去在多少年才轉運多少例，逐漸成為垂直上升的發展趨勢，這是一個良性循環的問題。現在飛行一次可能需要幾萬、十幾萬，老百姓能接受多少呢，其實做調查，比如說河北、北京、天津飛行一次幾千塊錢，其實老百姓都是可以接受的。”
他坦言，未來的航空醫療救援費用就是幾千塊錢一次，而且還沒有保險的情況下，老百姓越來越多了解，業態進入一個良性循環過程，問題就可以全部解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