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醫大師晁恩祥，中日友好醫院中醫大內科首席專家。從醫60余年，長于肺病，悉心鉆研，創新中醫“風邪”理論，形成風咳、風哮的辨治體系。在抗擊非典、甲流和新冠等重大公共衛生保障工作中，巧施妙手，展現了中醫藥在急癥救治方面的特色。曾獲中華中醫藥學會“中醫藥傳承教育特別貢獻獎”，是全國第三、四、五批名老中醫經驗繼承指導老師。
晁老在學術上重視理論與臨床的聯系與指導、繼承與發揚，重視整體觀念與辨證論治，重視中西醫并重；在教學上甘為人梯，培養了兩代中醫精英。雖已耄耋之年，仍堅持每周出門診，讓患者如沐春風。
青年時期，我因一次小感冒而領略了中醫藥的神奇療效。受到中醫文化的影響，我萌生了學習中醫的想法。1956年9月，我考入北京中醫學院，學制六年。如果從那一年算起，我和中醫打了66年的交道了。
幾千年來，華佗、李時珍、張仲景等一代代蒼生大醫，留下了一段段懸壺濟世的佳話，激勵著我恭勤不倦、夜以繼日地鉆研中醫藥典籍。
1962年，作為新中國首屆中醫大學畢業生，我響應國家號召，“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攜妻踏上去內蒙古支邊的征途，一去就是22年。憑借“一根銀針、兩把草藥”，我把自己的青春奉獻給了少數民族鄉親，也得到了邊疆百姓的尊敬與愛戴。
還記得在莫里達瓦旗，那是一個地處我國北部邊界的達斡爾族和鄂倫春族的聚居區，人煙稀少、交通不便。大年三十深夜出診，我雪中步行8個小時才到達目的地，走鄉串戶開展診療，大大降低了該地區克山病的發病率和致殘率，雖然條件艱苦，但是能夠為百姓驅散病魔，內心非常滿足。
“一切為了病人”，這是我經常說的一句話。1984年，我再次服從組織安排，告別內蒙古的父老鄉親，來到剛剛成立的中日友好醫院，歷任中醫處處長、中醫肺脾科主任和中醫大內科主任，從未離開過臨床。
當前，社會上經常會有將中醫和西醫對立或者對比的觀點。在我看來，中醫和西醫對疾病的認識方法和思路不同，治療優勢也各有所長，但又都不能解決所有臨床問題。我堅持“與人忠、執事敬”的理念，就是待人要忠誠、要誠懇，做事要認真、嚴謹。對待病人，我們必須“待人以誠”。因此，我們也一直在探索，如何在肺部疾病的治療上，把中西醫各自的優勢發揮到極致，這對于延緩病情進展、改善癥狀，最終實現患者療效的最大化，具有重要意義。
在中醫理論中，土是脾胃，金是肺臟，有一個療法叫“培土生金”，就是通過調理脾胃來解決肺臟疾病的法則。比如，西醫治療慢阻肺患者，咳、痰、喘這些癥狀能很快控制，但是慢阻肺患者普遍存在的營養不良問題卻被西醫所忽視。因為慢阻肺會導致患者全身缺氧，消化道的缺氧表現為食欲不振，結果造成營養不良，進一步導致患者咳痰乏力、呼吸困難加重，導致惡性循環。我們發現，通過西醫的標準化治療能很快控制慢阻肺患者的咳、痰、喘這些癥狀，再用中醫從調理脾胃入手，解決患者營養不良的狀況，最終收到非常好的臨床效果。
所以，中西醫結合的醫生比純粹學西醫的還要辛苦，中西醫都要學，而且都要學好，不能一知半解。我要求科室的中醫大夫“中醫要領先，西醫要緊跟，兩手都要硬！”
還記得2003年春，廣東首先出現非典疫情，傳染性之強和病死率之高令人恐慌，社會上對非典病人避之唯恐不及，一些醫院也出現了醫護人員被感染甚至死亡的情況。
當時，中日友好醫院是收治重癥“非典”病人的定點醫院，我們科室參加非典等傳染病的一線會診。作為首位到廣東省參加會診的中醫專家，在廣東省中醫院對8例患者的會診中，我認為中醫對急癥的治療亦有優勢，尤其對腹滿燥實的患者，攻下劑運用得當，每奏意想不到之效。中醫認為“溫邪上受、首先犯肺”，我提出“表里雙解、標本同治”。
回京后，我一直在一線參加對北京及全國非典的防治指導工作與方案制定工作。同時擔任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人感染禽流感、H1N1、流感等傳染病專家組成員、副組長。
近3年，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疫情，中西醫協同治療新冠肺炎重癥患者是中日友好醫院研究的重要課題和任務，不論是2020年年初馳援武漢，還是今年中日友好醫院支援北京地壇醫院，我們都在為了救治患者而努力。
中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瑰寶。在平日的臨床研究工作中，我注重中醫的繼承與創新，強調理論聯系實際，提出用“疏風宣肺，緩急解痙，止咳平喘”的方法治療哮喘、慢性咳嗽等肺系疾病的學術觀點，并創新性地提出“風哮”“風咳”病證名，當屬中醫哮病、咳嗽的證候之一，治療當“從風論治”，豐富了中醫學哮病和咳嗽病因、病機內容。同時將風哮、風咳與現代醫學“氣道高反應性”相關，支氣管哮喘、咳嗽變異型哮喘和感冒后咳嗽等疾病相連，豐富了中醫藥對現代疾病的認識。
我一直強調大醫精誠的重要性，醫生要是沒有良好的精神品質作為基礎，醫術也不會有所成就。讓我倍感驕傲的是，培養出來的許多學生已經是一些醫院的中堅力量，得到了廣大患者的認可。仁術濟世惠蒼生，薪火相傳，我心甚慰！
（本報記者 金振婭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