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的一個下午，我在病房看到剛入院的小伙子小楊（化名），翻看他的門診病歷，初步診斷是難治性癲癇。癲癇屬于神經系統的慢性疾病，常表現為發作性意識喪失伴肢體抽搐。功能神經外科收治的癲癇患者大多病情重、病史長、用藥多但效果不佳，并常伴有不同程度的記憶減退、認知障礙、情緒問題等。而眼前的小楊戴著眼鏡，斯斯文文，很難想象他發病時的樣子。
交談中得知他完成了大學本科和研究生學業，正在一個知名互聯網企業做程序員，對未來有很多憧憬。
“你現在發作多嗎？對工作生活影響大嗎？”我關心道。
“我隔三岔五就會愣神發作，好在沒肢體抽搐。但不久前的一次大發作，把同事嚇壞了，趕緊把我送到醫院。我現在服藥量不小，但效果不好，所以來尋求是否能手術治療。我特別擔心這個病會發展到嚴重影響我工作生活。”小楊的眼神里滿是無助。
很多時候，正是這種減輕患者疾病負擔的使命感驅動著我們付出心智和體力，不斷精進技術并傳遞溫暖。給病人以援助，是醫學的經常性行為，也是醫學的繁重任務，其社會意義大大超過了“治愈”。技術之外，醫生常常要用溫情去幫助病人。從古至今，一切醫學技術都是對身處困境的人的幫助。醫學的作用只是幫助而已，不必渲染夸大其“神奇”。通過醫學的幫助，人們才能夠找回健康、保持健康。
這些年，癲癇學領域取得了很大發展，產生了許多新的治療方案，但具體到不同的個體，又是千變萬化。接下來的數天，我們為小楊進行了腦電圖、磁共振等相關檢查，確認了“難治性癲癇”的診斷。腦電圖提示即使在沒有發作的時間段，小楊腦內也存在異常癲癇樣放電。看來藥物治療效果的確有限，可以考慮手術干預。
我向小楊解釋了神經調控的治療方案。“這種方法不是破壞性的切除腦組織，而是調整大腦興奮性？”小楊問道。
“對，可以這樣理解。神經調控的效果也許不如切除術那樣立竿見影，但其優勢在于對患者功能的保護，而且保留腦組織的完整也為未來應用新的治療方法預留了機會。”我解釋道。
小楊點點頭，我能感受到他的信任。想起國內知名的兒童神經科專家鄒麗萍教授曾將醫療過程比喻為醫生背著患者過河，互相協作才能共贏，此刻我深以為然。醫學不僅僅是一門自然科學，也是一門社會科學，醫學人文精神，是醫學的核心。在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我們追求完美的科研成果、高質量的論文，希望更深地理解疾病的發展和治愈的方法，為更多的病患服務，但是往往弱化了患者本身的情感體驗。只有當醫學技術主義和人文精神充分融合的時候，醫學才是完美的而不是冰冷的。
幾天后，小楊成功接受了手術，術后恢復良好，沒有任何并發癥。我打心底為他高興。在陪伴他的日子里，我傾聽著他的心聲，理解著他的痛苦，用我所能給予的一切去安慰他、鼓勵他。漸漸地，他笑容多了起來。目睹他的變化，我的內心充滿喜悅和滿足。這個過程中，我也發現了自己內心的變化。原本我也曾有過迷茫和無助的時刻，但在治愈他的過程中，我也更加理解了作為醫生的意義和價值。
之后的幾年，接診的患者一批又一批，繁忙的工作讓我幾乎淡忘了小楊。直到不久前，我路過某互聯網公司。正值下班，大廈里涌出熙熙攘攘、活潑朝氣的年輕面孔。我突然想起小楊，他不正是這些年輕人中的一員嗎？小楊現在身體好嗎，工作順利嗎？
是啊，千萬個“小楊”，通過勤奮打拼奉獻社會、實現了個人價值。而我們提供醫療服務的對象，不正是千千萬萬個普通人嗎？！醫患有時候也是一種互換關系。那些被治愈的人們，足以使我們感到充分滿足，某種意義來說，他們也在“治愈”我們。
其實，我們手頭上做的事，就好似一個窺鏡，可以把一些道理融會貫通，找到自己的職業信念——醫生與患者是雙向奔赴的力量，醫生不僅能夠給予患者溫暖和關愛，更能夠讓醫生在付出的過程中，得到內心的成長和療愈。（作者系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功能神經外科主任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