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冬天，20歲的非洲男孩Diarra Boubacar花了三天時間，從馬里共和國來到北京。
在北京的機場，他穿著一件單衣，挎一個小布包，凍得渾身哆嗦。大使館沒有接到電報，他只碰到來接肯尼亞留學生的老師，給每人倒了一杯熱水。因為語言不通，雙方面面相覷。
當天晚上，Diarra Boubacar和另外11個同學哭得稀里嘩啦。他們將在中國學習幾年醫術。
學校派的工作人員把他們領到一個辦公室窗口排隊，里面坐著一個會說法文的人，問過他的名字后，在紙上寫下“迪亞拉”三個字——后來，他在中國辦理所有手續都用這個名字。
那時，他一定不會料到，接下來的34年大部分時間都將在中國度過。如果現在讓他選，他會選狄仁杰的“狄”。
這里的人們稱呼他拉醫生，阿迪，黑醫生，迪博士，迪拉博士或迪老師。“怎么叫都無所謂，反正我是一個中醫”，他操著一口流利的中文說道。
迪亞拉醫生正在為病人把脈。 澎湃新聞記者袁璐圖
“黑醫生”
大約早上7點半，迪亞拉從50公里外的昆明市區開車到了宜良縣第一人民醫院。到了辦公室，他第一件事是換上白大褂。在這家醫院，他的工作是給患者診斷病情，開藥和扎針。
一些患者早早地在辦公室里等候了。患者落座后，迪亞拉醫生示意對方將手平放在脈枕上，先是左手，再是右手。他的食指、中指和無名指輕放在患者的脈搏處。房間里太冷，迪亞拉把雙手搓熱，再給一個中年男人把脈。
“先問你幾個問題哦，小便正常嗎？”
“正常。”
“晚上起夜嗎？”
“有時喝酒了會起來一兩次。”
……
一套問詢下來，迪亞拉醫生已經摸清了患者的病癥，開始給他出藥方，“黃芪，15克，當歸，15克，桔梗10克……”
接著，一對母女坐到迪亞拉跟前。
“有男朋友了嗎？”迪亞拉對女孩說道。
“沒有呢。”
“你喜歡什么樣的，我給你介紹一個，黑皮膚還是白皮膚的？”
女孩和她的母親靦腆地笑了起來。
“讓我把你調理好，變得漂漂亮亮的，馬上就找到男朋友了。”
辦公室里排隊的患者都跟著笑。
“我不想病人帶著痛苦來我這看病，結果又以同樣痛苦的面容出去。盡可能把每一個病人當成自己，愛病人如同愛自己” 。迪亞拉習慣和病人開中國式玩笑，讓他們忘記痛苦。
但有時他也很會嚴肅——
女孩和母親起身離開后，一名年輕男子急急忙忙地坐了下來，他強調自己時間有限，并提出要求：不扎針，只有少量時間吃藥。
迪亞拉嚴正地看著他說：“你的肝問題很嚴重，如果你連吃藥的時間都沒有，怎么可能康復？”那名患者啞口無言。
黑色皮膚常讓他成為醫院里的焦點。一個36歲的女人坐到迪亞拉面前，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看，迪亞拉望著她笑著問：“你是不是怕我？”
“沒有……沒有……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太黑了。”
迪亞拉聽完笑了起來。“其實我是佤族人。”
辦公室里的笑聲此起彼伏，患者一律說著本地的方言，迪亞拉專注地聽著，不時點頭。
迪亞拉醫生正在為病人看病。 澎湃新聞記者袁璐圖
一個病人的臉上長滿紅色的疹子，以為自己是內火所致，迪亞拉告訴他，頑固的疹子是濕氣所致。“中醫是包括內、外。內包括湯藥；外，是外用的膏藥，針啊、灸啊、罐啊等等。”病人似懂非懂地點頭。 “用完藥，你的口不干了，大便通暢了，紅疹也會消失。”
病人一個接一個。當天坐診的十幾個小時里，迪亞拉只起身過三次，一路小跑進廁所，其余時間都坐在椅子上。作為外聘醫生，他每月有一半的時間在成都的一家醫院坐診，另一半時間在這家醫院。
去年下半年，宜良縣第一人民醫院中醫工作室副主任楊勇英初次見到迪亞拉，后者的普通話水平超乎她的意料。
迪亞拉的第一個病人是位老人。拿到處方后，老人湊到楊勇英耳邊說：“怎么是個黑人醫生啊？皮膚這么黑，我還以為是個白人。”楊勇英默不作聲，擔心迪亞拉聽到。“但后來還是有病人這么說，他都只當玩笑。”
在宜良，迪亞拉的社交圈里只有同事和病人，他給這家縣城醫院帶來了扶陽罐和灸導儀等中醫技術。
2017年的最后一個月，迪亞拉帶著13位同事到縣城郊外一座海拔3000米的山上采藥。那天他背著一個大包，蹬著一雙并不合腳的鞋子，早上9點出發，攀爬了10個小時。他們采到了野菊花，紫丹參，五爪金龍等幾十樣草藥。
下山后，楊勇英和同事們才發現迪亞拉的膝關節疼得厲害，腳磨起泡，鞋子開成兩半。“他堅持自己拿著所有工具，不想麻煩別人”，楊勇英說。“隨和，敬業，健談而友善”是同事對迪亞拉的評價。
在10歲的女兒尼西眼里，迪亞拉是個急性子的父親。早上6點的飛機，他一定會在凌晨3點出現在機場等候。但面對病人，迪亞拉不急不緩，有問必答，給每個患者看診的時間在20至30分鐘。
在這二三十分鐘的時間里，他給每個病人解釋病痛原因，教病人回去做艾灸。
迪亞拉的選擇
學習中醫并不是迪亞拉的首選。那時，他剛到北京，進入北京語言學院學中文，不出意外，他會像父親一樣學習西醫。
有一次，他由于病毒感染患了嚴重感冒，在北京一家醫院，醫生給他開了中醫的湯藥方子。那是他第一次喝中藥，感覺十分苦澀，湯藥里有一顆人參，他喝完湯，把人參丟掉了。護士看到后，告訴他，人參是好東西，要吃掉。迪亞拉才一臉狐疑地嚼了嚼人參。
“既然來中國，我就應該學習中國的中醫。”迪亞拉后來找到馬里駐中國的大使說，如果不能學中醫，他寧愿回國。大使詢問中方意見后告訴他，可以學習中醫，但有一個條件，到南方城市廣州學習。迪亞拉毫不猶豫地同意了。
當他決定從西醫轉學中醫時，他對這門學科了解甚少。和他同一批從馬里到中國來的同學阿瑪度曾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勸說迪亞拉：“西醫是這么好的東西，你為什么要跑去學那些‘巫術’？”迪亞拉并沒有理會他的話。
家里的親戚，朋友，同學都反對，除了迪亞拉的父親。他是西醫出身，在當地的馬爾卡拉醫院當院長。他對質疑的人說，這是迪亞拉的選擇。
迪亞拉有5個兄弟姐妹，父親給了他們選擇的自由。有次，父親把孩子們叫到身邊問：“你們覺得這個家怎么樣？”每個人都表達了自己的想法。
父親接著說：“這個家是我和你們媽媽的家，不是你們的家。你們以后自己也會有自己的家，那才是你自己真正的家。你選擇的好，你的配偶好，你的家也許會比我現在的家更好。”
由于改學中醫，迪亞拉的中文學習時間延長了半年。學完普通漢語、中級漢語、高級漢語之后，1986年，迪亞拉興致勃勃地前往廣州學習中醫。
中醫和他以前接觸的醫學教育體系完全不同。很快，他遇到了難題。第一個學期的期末考試，考古漢語和醫古文，班里有一半的中國學生不及格，迪亞拉也沒通過。
他心里很難受，趕緊和同學四處找資料，買工具書，市面上的《新華字典》、《古漢語字典》、《康熙字典》裝滿了整整一個書包。那時，他整天都拿著一本字典，跟著當時班上學習最好的男生，泡在教室背書。
為了弄清楚人體的經絡和穴位，迪亞拉每天下課都去實驗室練習人體解剖。中醫中的針灸很考驗醫生的醫術，如果針捏得不緊會脫手，捏得不穩會扎歪。迪亞拉整日帶著一塊毛巾練習扎針，走到哪兒就扎到哪兒。毛巾之后是肥皂和海綿，從堅硬到柔軟，迪亞拉的目標是快而穩，針落不歪不倒。
迪亞拉醫生正在為病人扎針。 澎湃新聞記者袁璐圖
5年過去，迪亞拉班里的8名外籍留學生堅持學下來的只有兩個人，他是其中一個。另外一個留學生后來去進修了一年西醫，迪亞拉則繼續學中醫。
在廣州中醫藥大學拿到碩士學位后，迪亞拉感覺“才剛學了一個皮毛”，還沒學夠。他想繼續讀博士，但馬里那邊希望他回國，中斷了他的公派留學費用。他沒有告訴父母，自己掙錢支付每學期370美金的學費。
1994年，學生迪亞拉從成都中醫大學順利畢業，成為中國首位外籍中醫學博士。
放棄蘇聯選擇中國
迪亞拉的家鄉在馬里第大二城市塞古往南30公里處，那里地廣人稀，有一條人工運河環繞，氣候宜人。1984年，迪亞拉大學剛畢業，成績是全省第一，他在父親當院長的醫院里做全科醫生，日子過得平淡無味。
當時非洲有不少醫學生通過援助項目去到美國、西歐或者蘇聯、中國繼續深造，迪亞拉得到的第一個機會是去蘇聯學習。但在臨行前一天，他決定放棄蘇聯選擇中國。
1960年，中國與馬里建交之后，援建了一系列紡織廠、糖廠、皮革廠、制藥廠、醫院。迪亞拉記得，中國駐馬里的醫療隊用針灸的方法治療小兒麻痹癥，他站在遠處看得目瞪口呆，中國醫生神態自若，把一根細針穩穩地扎進病人的腿上，手法嫻熟，速度極快，躺在床上的病人也沒有太大情緒波動。那大概是他對中國和中醫的最初印象。
學西醫的父親是迪亞拉的啟蒙老師。平時家里來了病人，父親會讓他取鉗子，藥箱，給他講各種藥的作用。有一次，父親做完法醫鑒定回到家里，問迪亞拉；“人死了是不是就是死了？”
“當然。”
“那個人死的時候剃光了頭，但我今天看到，他的頭發有長出來一點點。”
迪亞拉想不明白。父親告訴他，人雖死亡幾天，但體內的部分細胞并沒有停止活動。
高中時，他確定自己想成為一名醫生。父親建議他先學藥理，當一名藥劑師，他不愿意，一心想當醫生。“后來才明白，懂藥才能當一個很好的醫生”，多年后，迪亞拉感慨，中醫也是如此，只會扎針不會開藥，相當于只學到皮毛。
過去每次回馬里，迪亞拉都會在父親的醫院待上幾天，用中醫給病人治療疾病。中醫需要漫長的學習和實踐摸索，迪亞拉說，他以后應該會回到馬里，傳播中醫，發展當地的中醫診療水平。
無國界醫生
1997年的一天，迪亞拉剛從成都的一家飯店出來，走在街上偶然碰到在廣州中醫藥大學讀碩士時的同學比爾，比爾是比利時人，他正在尋找無國界醫生組織項目的團隊。
1971年在法國巴黎成立的無國界醫生，是一個獨立的國際醫療人道救援組織，為受武裝沖突、疫病和天災影響，以及遭排拒于醫療體系以外的人群提供緊急醫療援助。
聽完比爾的介紹，迪亞拉也決定加入。
無國界醫生的項目讓他第一次走進中國偏遠的鄉村。在云南紅河州蒙自縣，他翻山越嶺開一整天車，尋找被傳為麻風病村的村莊。
在云南蒙自的山區，他見到了麻風病人感染病毒后皮膚重度潰爛，手腳嚴重變形， 很多老人肢體殘疾，擔心連累別人，離群索居。
迪亞拉向他們解釋，麻風病是由麻風桿菌引起的慢性傳染病，但是傳染性并不強，發病率也很低。一般情況下，麻風桿菌不會侵入皮膚，與麻風病人握手、共同進餐，也不會被傳染上。
之后十年，迪亞拉常去這些村子給病人包扎傷口、做護理。妻子楊梅也跟著迪亞拉從成都搬到了云南紅河州蒙自縣生活。
兩人是在成都的一座教堂認識的，第一次見面時，20歲出頭的楊梅“有點害怕”黑皮膚的迪亞拉，也聽不太懂他帶著廣東味兒的普通話。
后來和朋友的聚會中，迪亞拉經常出現。楊梅發現，這個男人異常熱心，有次在公交車上，迪亞拉看到有人抬著一輛自行車，前輪上掛著一把鎖，懷疑那人是小偷，硬要下車去追。一旁的楊梅哭笑不得。
三年后的1997年，兩人結為夫妻。也是在那一年，楊梅收到了一份來自馬里的電報，上面印著法文。那時迪亞拉正在武漢的洪災現場醫療救援，等回家后看到電報，才知道母親去世了。
三十年來，中國已經成為迪亞拉的第二故鄉，他在這里度過了人生最寶貴的中青年，在這里娶妻生子，為這里的人們治病療傷。
迪亞拉在鄉村給患者看病。 廣州日報資料圖
上世紀90年代，迪亞拉在紅河的一些鄉村里跟當地的村醫聊天，發現對方的醫學知識很匱乏，“我都開始問自己，這些人真的是醫生嗎？”
2002年，在無國界醫生的項目結束后，迪亞拉開始在云南紅河州的一些農村培養鄉村醫生，免費教授他們中醫和西醫技術。
第一次培訓來了60個人，都是從偏遠山村里來的村醫，怯生生地坐在臺下，不太敢發言。迪亞拉為每一個學生提供針灸、針、艾條、火罐。村子里沒有看病的地方，他就拉來資金在不同的村莊蓋了17個小診所，配上桌子椅子，藥柜，藥品等。
就像卡夫卡筆下的鄉村醫生一樣，迪亞拉曾“陷于極大的窘境”。有的人會用異樣的眼光看他，說他是外國人；有些人會猜測，他是不是有什么企圖？ “馬里人知道中國，但中國人不了解非洲。現在還有一些人，以為非洲就是一個國家。” 這也讓他感到困惑。
幾年前，迪亞拉的父親病重，他帶著妻子和7歲的兒子回到馬里，見到父親最后一面。兩個孩子有時會他問家在哪里，迪亞拉告訴他們，爸爸媽媽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盡管迪亞拉的兩個孩子出生在蒙自，但還是比較難融入這里的生活。”兒子在當地上幼兒園時，有一天哭著回家告訴迪亞拉，老師說他是黑人小孩。迪亞拉無奈，只能送孩子上昆明的國際學校。
2003年底，妻子帶著兒子搬到了昆明，迪亞拉獨自留在了蒙自。
“第一個病人”
在課堂上，迪亞拉經常和學生們說：“你的第一個病人永遠是你的第一個病人。你對第一個病人好、處理好了后，會口口相傳，后面會有很多零，十、百、千、萬的病人會找到你。”
讀研究生時，迪亞拉第一次出門診，那時針灸科室里還有另一個本地醫生。掛了號的病人紛紛排隊到那個醫生門口，迪亞拉診室門口空無一人。
直到一周后，一個腰疼的老人出現在迪亞拉面前。老人心急如焚地描述了癥狀，迪亞拉先平撫她的情緒，診斷之后為她扎了針。第二次，老人又帶了另一個病人找到迪亞拉。那個星期，迪亞拉治療了兩個病人。
博士畢業后，迪亞拉在成都一家中醫院坐診。隔壁診室排著長隊，他對著空蕩蕩的診室守了三天后，一個患者推開了大門，進屋看到迪亞拉，調頭就跑走了。迪亞拉追了出去，病人跑到護士跟前抱怨，自己來看中醫，“怎么醫生是一個黑黢黢的外國人”。
情急之下，迪亞拉向他承諾，如果他的治療沒有效果，就不收費。那個頸椎不舒服的病人半信半疑地接受了治療。后來，他的母親和姐姐都成了迪亞拉的病人。
“我沒有做錯什么，總會有人理解我”，他喜歡中國人的一句話，“是金子總會發光的”。沒有病人時，他就在病房等著，看書學習。
迪亞拉的老師孫光榮說，迪亞拉是個真正的中醫，他“對中醫藥學真愛，真學，真懂，真用”，對每一樣藥的作用和組成，都會花費大量時間去研究。
數十年過去，找他看病的人越來越多。病人有時會在深夜給他打電話或發微信描述癥狀，詢問應該如何治療。“他很耐心，真正在聽病人說什么。”一位躺在病床上做艾灸治療的胃病患者說。
許多人稱迪亞拉“迪老師”。他身材高大，帶著一副略顯斯文的眼鏡，黑色皮膚掩蓋了他的實際年齡，讓他看上去年輕十歲。
幾年前，一個富有的煤礦主找到迪亞拉，讓他給自己中風的母親看病。煤礦主派司機開著一輛勞斯萊斯從昆明把迪亞拉接到家里，給他母親扎針。后來，他的母親病情好轉，煤礦主要送迪亞拉一輛車，被他拒絕了。
迪亞拉希望中醫能走進每一個家庭里，不分貴賤，“中醫本身就是來自民間的，比較接地氣的” 。
一天看診結束，辦公室只剩下迪亞拉一個人。他看上去很疲憊，緩慢地眨著眼睛。時鐘已經指向晚上7點。他在猶豫，要不要開車回昆明家里。“現在一定堵車。”那天是星期五。
“明天病人應該很多。”
最后，他決定留在縣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