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社會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關注度不斷提升。2023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門聯合印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明確到2025年，配備專（兼）職心理健康教育教師的學校比例達到95%。國家衛生健康委也確定2025-2027年為“兒科和精神衛生服務年”。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心理相關專業的應屆畢業生進入中小學，成為心理教師。
心理教師，特別是中學里的年輕心理教師應對工作時遇到的難點是什么？如何解決這些難點？他們又有哪些需求和期待？
期待更多培訓機會
劉蓉是四川某高中的00后專職心理教師，2023年入職，她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一項一項地數著領導對她工作的期待：心理劇、心理答題和體驗游園會、學生心理健康征文大賽和演講比賽、公眾號系列推文和拍攝宣傳微電影……“但是整個高中部只有我和另一位快退休的兩個專職心理老師，肯定不能全部做好。”
如今，一般中小學專職心理教師都會承擔上心理課、進行心理咨詢和其他心理服務，開展心理咨詢活動以及負責一些社團組織、宣傳和講座。
28歲的盛夏天在廣東佛山的一所高中任專職心理教師，“入職前認為自己可以為學生的心理健康保駕護航，幫助他們走出泥潭，工作后發現一些學生心理問題的影響因素錯綜復雜。”日常遇到學生上課時的積極反饋不夠，或是心理咨詢中無法較好地幫助學生，盛夏天也會尋求科室前輩的幫助，以及督導師的督導，他覺得專業培訓也應當有效幫助年輕心理教師提升工作能力。但盛夏天感到，他參加的心理咨詢培訓似乎未能發揮最大的價值。“培訓大多時間較短，培訓內容也并不能幫助教師很好地解決學生五花八門的問題。認知行為療法、短焦療法、敘事療法，這3種方法的特征是咨詢次數較少、問題和未來導向、聚焦當下和未來，所以是業界較為公認的、最適用于幫助中學生解決平時心理困境的療法，但我還沒有參加過公費的培訓。”盛夏天說。
杭州有晴天社會心理服務中心負責人、中國心理學會注冊心理師杜奕，多年來頻繁與全國多所中小學校合作，也協助校方對接家長，還承擔過許多指導和培訓學校心理教師的工作。她對這些年輕心理教師在工作中遇到的難題和需求也很有感觸。
杜奕表示，這些專職的心理教師基本都是科班出身的應屆畢業生，有很高的工作熱情和強烈的專業理想，理論知識也不錯，但咨詢經驗可能不是很豐富；另外，剛入職的年輕教師大多還處于“徒弟”階段，可以調動的工作資源有限，也沒有底氣和能力去要求什么重大改變，但他們要承擔的責任又很重大。
“教師們只要開始咨詢工作，學習培訓和督導就是必不可少的。”杜奕說。杜奕建議，除科班出身的年輕心理教師之外，臨近退休的、對心理學比較感興趣的、經驗豐富的老教師們，也可以參與到培訓和研討中。
劉蓉入職以來接受了很多培訓——有零散在工作日的專家到訪的校內講座，有寒暑假統一組織的持續多天的校外培訓。劉蓉告訴記者，很希望校領導也參加培訓，掌握一些（心理學的）基礎知識，這樣“和領導有更多對話討論的機會，有了領導的理解支持，我們的工作才能更好地展開”。
分清角色定位
26歲的吳迪曾是一名部屬師范大學的心理學研究生，畢業后在重慶一所初中任教，學校在當地排名中上，她會很認真地備課，但認真上課的學生常常只有1/3。“初一剛入學的學生會好一些，再后來很多學生喜歡在課堂上閑聊，做自己的事，真的布置小組討論了，又互相推脫不愿做代表發言；對游戲互動也缺乏興趣，好像只喜歡看電影。”吳迪說。初三的學生倒是鬧得少了，不過有一些學生會用心理課來補覺或者寫其他科目的作業。最初，吳迪還總是去糾正他們，后來覺得，也許讓學生們有多一點的休息時間是不是比讓他們聽課還好？
“沒有學生來咨詢的時候我心里會打鼓，會因為他們不信任心理老師而有點不舒服，想要改善這種局面。”吳迪用“雙避沖突”來形容這種局面，“來咨詢的學生多起來后，我又很難讓他們一次就產生明顯的改善，許多學生需要在一段時間內多次來咨詢，但很少有學生可以做得到。還有一些學生的癥狀比較多變或隱蔽，不好判斷。我從始至終都很想幫助他們，但有時不知從何處著手。”吳迪告訴記者。
劉蓉感到部分學生家長分不清到底學生是“接受咨詢就好”，還是“需要去醫院精神科”。一些學生的表現比較難以迅速準確地被辨別。“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老師被要求的能力已經超出他們的本職，還要有治療的能力；許多老師剛畢業，雖然在校期間有實習經歷，但依然稚嫩，咨詢的經驗還需積累。”劉蓉說。
吳迪也表示，有的孩子還沒有到患心理疾病的程度，但家庭環境總是給其帶來困擾。例如父母關系不和、對孩子陪伴不夠，又或者對孩子控制欲太強、要求太高……他認為僅依靠心理教師和孩子的交流很難從根源上解決問題。
盛夏天也遇到過一些困擾著孩子的家長，“每當面對這些場景時，我想幫助學生走出泥潭，但他們的年齡又無法脫離家庭獨自生活，而且作為校方，我們無法過多干預學生家庭內部的情況。”他說。
山東聊城第六中學副校長、心理健康教育學科高級教師王琳，本科和碩士研究生階段都是學的心理學專業，工作后曾獲得過全國第三屆大學生心理輔導課教學創新展示會優秀指導教師、山東省優秀心理案例、聊城市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教學能手等稱號和榮譽。對于這些年輕老師的困擾，她建議，大家一定要學會把自己和工作剝離開。“要預防情感投入過多。大家要做的是客觀中立地去看待問題。要考慮的是我們以心理老師的角色，可以幫助孩子什么，比如幫助孩子正確地面對挫折，或者提高孩子情緒、情感的表達能力。一些對孩子家庭的介入和援助，需要婦聯、團委等組織去做。”王琳說。
“心理咨詢必須堅持的一個原則，叫來者不拒。就是說，來訪者來找我們了，我們是不可以拒絕的。”王琳說。在她的經驗里，很多時候一些學生可能是被迫來咨詢的，如被班主任、家長硬送來，“那我們就要跟家長、老師做好溝通。如果是‘牛不喝水強按頭’，這時咨詢對孩子來說，其實沒有什么意義。我們保持原則，也會降低挫敗感”。
如何更好向前
王琳表示，有時學校里還可能出現一些對于學生的癥結任務不清、界限不明的問題。“比如有的孩子喜歡頂撞老師，不好好上課，罵人打架，不尊重父母、老師等。這類問題通常被校方和家長歸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完全不接受心理健康的概念和問題，都認為是德育問題；第二類則又都推到心理老師那兒去，忽視了德育的存在。其實心理健康教育和德育不應該完全割裂開來，這些工作也并不是只靠心理老師就可以完成的。”王琳說。
這時，學校管理層的協調能力就很重要，可以讓更多有辦法和經驗，也有熱情的人參與到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中來。比如說班主任、思政老師、學校管理層，來緩解、分擔一部分心理老師的壓力。王琳表示，在這個過程中，組織和團隊就顯示了重要性。“我們學校比較注重心理健康教育，學校書記對心理健康也比較了解，我是分管校長，我們學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團隊包含了校領導層、年級主任、班主任和心理委員這3個層級，會對學生心理工作進行分解。”
王琳還提到了一些容易在缺少心理健康專業背景的管理層和老師身上發生的認知誤區：一是相比于內容，過度注重形式，甚至只注重“留痕”，這會對心理教師的工作熱情和教學質量造成一定影響。二是心理教師的工作常常是慢工出細活，“對一名同學的心理輔導可能需要很多次才能見效，也存在很多次也不一定見效的情況。一個個案輔導可能就要一個小時左右。有的工作效果不一定能立竿見影。但是如果管理層不了解這些特點，急于出成果，也會給老師帶來壓力”。
在有限的成本和客觀條件下，學校可以通過哪些關懷方式增加心理教師職業認同感，并幫助他們發展呢？
“我們會舉辦班主任的沙龍，心理老師匯總一學期或半學期的一些問題，讓信息和情緒流通，增強溝通的有效性；學校也可以幫助心理老師搭建更多的平臺，比如多個學校形成聯盟，互幫互助，共享資源。對于心理健康工作比較薄弱或剛剛起步的學校的教師們來說，可能會很有用。”王琳說。
在校方對培訓師資的選擇方面，杜奕認為，不應將標準局限于職稱的級別上，有的專家可能理論研究本領高強、成果眾多，但不適合為中小學心理教師傳授經驗。應當偏向于選擇中小學心理咨詢實戰經驗豐富的專家，或是對中小學生心理問題有較為深入研究的專家，這樣的培訓更有效果。（文中劉蓉、盛夏天、吳迪為化名）（記者 李怡 蒙夏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