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心情”納入體檢篩查 讓青少年不再獨自承受抑郁

將青少年抑郁癥篩查納入體檢，確實可以幫助做到 “早發現、早治療”。及早進行干預，也能讓青少年在和抑郁癥孤獨痛苦的對抗中，早些得到援手。

開學前一周的周末，高中生何琳（化名）對父母說：“能不能帶我看一下心理醫生。”

心情低落，長時間發呆，無原因流淚……她已經和這些癥狀交手了數月。當時，何琳得了急性胃炎。生理和心理的雙重痛苦，讓她終于決定求救。

經檢查，何琳確診了抑郁癥。

“我沒什么感覺。爸媽有點驚訝，他們覺得我平時挺活潑的。”何琳回憶道。

前段時間，教育部在答復政協《關于進一步落實青少年抑郁癥防治措施的提案》時指出，要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評估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對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給予重點關注。

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科副主任醫師沙莎告訴科技日報記者，根據流行病學調查，總體來說國內兒童抑郁癥時點患病率為1%—2%，青少年抑郁癥時點患病率為2%—8%。為提升兒童青少年抑郁癥檢出率，將抑郁癥篩查納入體檢，是覆蓋面最廣、可操作性較強的方式。

“孩子是很弱小的。”當了十幾年精神科醫生，沙莎接診過太多患抑郁癥的孩子，了解他們的無能為力、不由自主。“他們需要醫生，需要專業人士，保護他們，為他們發聲。”

　　小別扭還是心理問題？看孩子是否能正常上學

大儒心理創始人、臨床心理學博士徐凱文做過一些對中學生的心理評估。“我們不僅做測試，還一對一做訪談。我們發現，現在青少年抑郁癥發病率比例確實不低。”他說。

一個被經常報道的數字，是《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中給出的——2020年我國青少年的抑郁檢出率為24.6%。

不過，抑郁情緒并不等同于抑郁癥。沙莎說，抑郁癥的確診，需由受過專業訓練的、有精神科醫生執照的專科醫生做出。它不是字面意思上的“心情不好”，而是一種精神疾病。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此前發布的《2021年世界兒童狀況》報告指出，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孩子們在心理上又額外承受了更多壓力。

從接診情況來看，沙莎也切實感到了疫情的影響。

隔離，居家學習，網絡的過分使用，日夜顛倒……這些擾亂了青少年正常的生活節奏。成年人可能無法感同身受疫情對孩子心理的沖擊。外部環境的劇烈沖擊或隔離，可能讓孩子體會到更多的擔憂和恐懼。而青少年處在生理和心理雙重生長發育階段，思維以及心理發展的不均衡，可能會導致孩子無法準確表述自己的內在體驗，出現不同程度的情緒或行為問題，嚴重的還會陷入某種偏激狀態，很難自主走出。

“疫情對青少年抑郁癥的作用因素，還需要全社會的持續關注和研究。”沙莎說。

抑郁癥目前還是依據現象學診斷。徐凱文介紹，抑郁癥有一些常見癥狀，如情緒低落、興趣減退、快感缺乏、行動遲緩、語速變慢、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力減退等……若每天大部分時間處于這種狀態，且持續兩周以上，就需要引起注意。

媒體人張進曾在書中這樣描述他患抑郁癥時的感受——腦袋像灌了鉛，昏昏沉沉；胸口火燒火燎地難受；不想做任何事情，或者做任何事情都猶豫畏縮。

患有抑郁癥的青少年，同樣有類似癥狀。沙莎說，不過他們還有一個顯著區別于成年人的癥狀特點——煩躁。

“如果你問抑郁癥患兒為什么會自殘自傷，很多人會說，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覺得很煩。”沙莎說。

那團叫人煩躁的、捉不住擺不脫的東西，壓在孩子心頭，流竄在他們體內。有時劃傷自己，他們才覺得能釋放一些，能好受一點。

有些孩子會出現軀體上的癥狀，比如腹痛、頭痛。抑郁癥常見的表現是失眠、食欲減退，但有些青少年則表現為暴食、嗜睡等反向軀體癥狀。

他們的思考能力、注意力和記憶力也可能會下降。“有的孩子會感覺不到自己的情緒，感覺不到自己和環境的區別，覺得麻木和不真實。”沙莎說。

青少年在抑郁中，還可能合并焦慮癥狀，容易感到緊張、害怕。

“特點多而且雜亂，合并癥也很多。”沙莎介紹。所以，當一切初露端倪時，很難被察覺，也可能被誤讀。

何琳起病是在疫情期間。她一個人待在房間里上網課，其實并沒有聽進去，只是發呆、神游。她不出門，不想動，父母也只是說一句，你怎么變懶了？

孩子的變化，容易被當成叛逆期到了，被誤解成逃避學習的小花招。

其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標準——看孩子的社會功能是否遭到損害。更簡單來說，就是看他們是否還能正常完成學業，堅持上學。

厭學，是青少年抑郁癥患者普遍出現的癥狀。

徐凱文說：“幾乎每天都有家長找到我，說孩子有一段時間不上學了，能不能給孩子做一下心理咨詢。”

不過，能將孩子厭學和心理問題關聯上的家長，已算是難得。對抑郁癥沒有認知的父母，面對不愿上學的孩子，可能會變本加厲地斥責、批評，反而雪上加霜。

　　有問題的孩子背后，多是有問題的家庭

何琳并不知道自己發病的誘因是什么。事實上，對于抑郁癥的病因，目前科學上并無定論。只能說，生物、心理和社會環境等因素，都與之有關。

從去年三四月份的某一天起，何琳就陷入到無法快樂起來的境地。

發呆時，一些過去的畫面在她腦海里重演。那已經是她上小學時的事情了。有一次，她拖拖拉拉沒做完作業，爸爸氣到踹東西、摔盆。乒乒乓乓，聲音砸在她心上。

年幼的何琳甚至無法和脾氣急躁的父親單獨相處。每次只要媽媽一出差，她就會發燒。

開始接受心理咨詢后，何琳才后知后覺地意識到，那個時候，她就已經受到了傷害。

從業二十多年的陳清是何琳的心理咨詢師。

他反復向科技日報記者強調，要解決兒童、青少年心理問題，必須連同父母的問題一起解決。

“難點在于，很多父母不愿意承認自己有問題。”陳清說。求助他的很多家庭，親子關系已經處于崩潰邊緣。孩子和父母的溝通幾乎中斷，甚至互為仇敵。

陳清見過太多焦慮的父母。情緒是會傳染的，孩子會承接來自父母的情緒并放大它。對成年人來說尚可忍受的焦慮，到了孩子這里，可能會壓垮他。

陳清把心理比作一棵大樹。如果它根基良好，枝繁葉茂，就算哪天遭到狂風暴雨，可能被打落幾片樹葉，但等風停雨歇，它照樣能茁壯成長。但如果這棵樹本來就根基不穩，病病殃殃，一場雨，一陣風，就可能刮倒它。

根基，是從小打下的。孩子的心理健康狀態，與幼年成長階段家庭的照顧和關愛有較大關系。

“孩子對父母的情緒其實是很敏感的，他們能很清晰地感知到父母究竟愛不愛他。如果家長對孩子常常是強制管教，施以暴力，冷嘲熱諷，長此以往，孩子在家庭中會喪失安全感。”陳清說，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長出來的心理之樹，更有可能被挫折壓垮。

徐凱文同樣表示，孩子抑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親子沖突。

親子沖突，其實源于兩代人之間的價值觀沖突。家長和孩子成長在不同年代，如果一味以自己的經驗來安排孩子，以自己的標準來要求孩子，無異于“刻舟求劍”。

徐凱文講了一個讓他唏噓的案例。

孩子自殺未遂，父母求助于徐凱文。一開始，徐凱文沒找到什么明顯問題。父母看起來非常關心孩子，為了照顧他，還提前退休，專心陪伴。

但這孩子總覺得絕望，覺得一切都“沒有意思”。

進一步了解后，孩子終于跟徐凱文提起一個細節——我這么大了，爸媽進我的房間前，都不會先敲門。

在徐凱文的鼓勵下，孩子嘗試跟父母提出了“敲門”的要求，結果斷然遭到拒絕。大家一起當面溝通時，父母依然無法理解這一訴求：“這是我的家，我的孩子，我進自家房間怎么還要敲門？在我像你這么大的時候，爸媽進我房間，也從來不敲門啊。”

徐凱文明白了，這么小的事情，孩子都無法掌控，所以他覺得人生不是自己的，干脆就不想要了。“父母對孩子已經是過度控制了。”徐凱文說。

過分關注或者過分忽視，也是沙莎常看到的抑郁癥患兒家長的教養問題。

過分關注，是孩子出了一點點問題，有一點點脫離掌控，父母就十分緊張，擔心孩子誤入歧途或出危險。過分忽視，則是對孩子的疾病體驗不以為然，甚至覺得病是裝出來的。他們說孩子“嬌氣”“不勇敢”，說“別的孩子都沒事，怎么就你有事”“我像你這么大的時候，怎么不像你這樣脆弱？”

除了父母不恰當的教養方式，抑郁癥陽性家族史、個人先天性格氣質、學業壓力、朋輩競爭、暴露在不適合自己年齡段的負面信息下或是長期患有慢性病，在生理上遭受痛苦等，都是抑郁癥發病的影響因素。

徐凱文特別解釋了學業壓力。

“無論是家庭教育還是學校教育，我們一直把成績當成評價一個孩子的唯一標準。仿佛一個學生自尊的全部支撐，就是成績。”徐凱文說，當成績成為唯一標準，孩子就會不斷遭遇挫敗。“他們會覺得，一旦我成績不好，我就沒有價值了，我就什么都不行，就躺平了、癱倒了，當垃圾了。”

國家已經提出了“雙減”政策，減輕孩子過多過重不必要的學習負擔，從心理咨詢師的角度來看，徐凱文直言這是“德政”。“我們要學會換位思考，尊重和理解孩子的壓力。哪怕一個成年人，如果他長期睡眠時間、游戲和休閑時間得不到保證，長期處在過高的期待下，照樣會出問題，更何況是孩子？”

　　從篩查到治療，家校醫攜手，難熬的日子總會過去

將青少年抑郁癥篩查納入體檢，確實可以幫助做到“早發現、早治療”。及早進行干預，也能讓青少年在和抑郁癥孤獨痛苦的對抗中，早些得到援手。

“量表篩查是比較常規的方式。要選擇規范的、經過信度效度檢驗的適用于青少年人群的量表。為了保證重要信息不會遺漏，我們也會讓家長參與到調查中來。”沙莎說，抑郁癥量表會涉及多個維度的測量，如情緒、軀體、睡眠情況等相關因素，也會問到自殺的意念與行為。“從健康管理的角度，我們需要把已經有自殺想法的孩子標記出來，防范風險。但我們也要思考，怎么在篩查時，讓這些問題以更可被接受的方式提出來。”

家校溝通也很重要。沙莎建議，做青少年抑郁癥篩查，盡量讓家長“知情同意”。學校告知家長篩查的內容和意義，如果家長有質疑和顧慮，學校可以聯合專業機構答疑解惑，在告知階段消除一些誤解。

“對篩查結果的應用，要注意保護青少年隱私。”徐凱文提醒，心理健康狀態測評結果的知情范圍，應該控制在必要限度；教師也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心理學和精神衛生學知識，給孩子恰當程度的關心。“特別要明確的是，不要因為篩查結果對孩子產生歧視和偏見。否則，以后大家不會如實填寫量表了，篩查的作用也就削弱了。”徐凱文強調。

篩查，是篩查孩子患有抑郁癥的可能性，提醒父母帶孩子就診。

別把抑郁癥看成絕癥。它需要被重視，但也不要被它嚇倒。根據整體的數據，一半以上的抑郁癥患者是可以被治愈的。

沙莎說，對青少年心理問題，應進行的是綜合治療；要用藥，也要開展心理療愈；治療孩子，也要把家庭納入，對家長進行宣教和輔導。“最理想的情況，是由家庭、學校、心理治療師和精神科醫生組成聯盟，從用藥情況到心理治療情況再到日常生活情況，全方位地跟蹤關注患兒，并針對患兒的康復情況和康復策略進行密切溝通。”

當然，要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與心理健康需求相比，我國的精神科醫生和有經驗的心理咨詢師數量都不足。

家長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幫孩子配合治療。

如果孩子需要用藥，要盡量做到足量足療程治療。

這是一場漫長的戰役。藥物的作用并非立竿見影，有時副作用會先于治療作用來到。家庭要成為孩子的后盾和支撐，幫孩子理解自己的處境和治療的必要性，提高孩子用藥的依從性。

“家長還要對自己的教養方式進行評估，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沙莎說，如果是過度控制，那就放松一點；如果是過度忽視，那就更關心一些。“不是不管孩子，而是帶著愛去支持，也帶著愛去限制。要讓愛在家庭中流動起來。”

當孩子病情穩定后，就可以復課復學。“學校要信任我們精神科醫生的診斷。”當醫生為孩子開出復學證明，就意味著經過審慎評估后，孩子已經可以重返校園。沙莎說，學校不必過分焦慮與擔憂，與家長保持溝通，給予患兒持續有效的關注即可。

此前在做心理治療時，陳清為何琳做了家庭關系修復。全家人一塊兒接受了心理咨詢，父親為曾經的暴脾氣向何琳道了歉。

“我給生病后爸爸媽媽的表現打9.9分。”何琳說，爸爸的改變尤為明顯，他脾氣收斂了許多，給了自己更多關心。1年多來，何琳能感到，父母在盡量讓她開心，也在盡力了解她。

現在，何琳身上的抑郁癥癥狀已經消失，她重新擁有了快樂的能力。

“我們不要把抑郁癥看得那么重。”何琳想對跟曾經的她一樣處境的同齡人說，“用平常心對待，這些難熬的日子總會過去的。”

何琳喜歡跳舞，喜歡書法和畫畫，還想抽空學一門樂器。在最近的朋友圈里，她為閨蜜送上生日祝福，吐槽作業，討論番劇，也發自己的照片和短視頻。她展示著屬于她這個年紀的鮮活的青春，還有無限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