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只有通過置身于所處的時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經歷并把握自己的命運，他只有變得知曉他所身處的環境中所有個人的生活機遇，才能明白他自己的生活機遇。”王輝喜歡引用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的這句名言，他是一名抑郁癥陪伴者，同時也是一名抑郁癥康復者，通過“陪伴者計劃”王輝開始理解所處的這個時代的共同困境。
“陪伴者計劃”是中國抑郁癥互助社區“渡過”從2018年開始推出的治療和康復的項目，通過讓抑郁癥康復者為患者及其家屬提供陪伴服務，用他們患病感悟來理解患者，為他們提供支持，制造出更有利于病情康復的生活環境，并用他們的經驗和教訓幫助患者及家屬少走彎路。
陪伴
停不下來的“過山車”
王輝是一位陪伴者，這也就意味著他曾經也是一名精神疾病患者。
2014年大三時，王輝變得拖拉起來，每天不想起床，不想上課，老師布置的實驗作業也不想做。好不容易辦完學校出國交換生手續，在異國風情之下，沒有朋友，語言不通，他開始變得更煩躁。
這種煩躁體現在他身上是兩個極端，這周他可能意志消沉，只想賴在床上，連去吃飯都覺得沒有興趣，而下周他可能就一個鷂子翻身地從床上起來，四處奔走，泡吧逛街，瘋狂地刷信用卡購物。王輝形容自己的狀態是“過山車”，一開始中間還有幾天平穩的過渡，后來干脆就變成了一天一個樣。
班主任老師推薦他去找心理老師，心理老師判斷他是雙相情感障礙，讓他去醫院仔細檢查。
“你這個是病，要吃一輩子的藥。”在北京安定醫院，醫生的診斷讓王輝反感，他心里想：“我沒病。”
沒有治療，王輝的情況依然糟糕。學校老師從安全角度出發，讓他先回家休息。回到家看到焦急的父母，王輝更加痛苦。他很愧疚，覺得自己不能立足社會，還要給父母帶來麻煩。盡管父母試圖找他談話，但他一句也不想聽。最后還是住院治療才略有好轉。
病癥一直困擾著畢業后的王輝，雙相障礙的他只能在狀態好時工作，只能兼職幫人處理一些文章和書稿的編輯工作。在編書稿的過程中，王輝學到了很多小說以外的東西。“我發現一部作品其實不是一拿出來就是成品，可以不斷地修改。比如那個作者，他寫得很好，但錯別字很多。”王輝意識到，世上并沒有十全十美，自己也沒必要追求完美。
在這期間，王輝加入了關心抑郁癥患者的公益機構，認識了抑郁互助康復社區“渡過”的張進老師。
過來人的陪伴，“連接”與“退出”
2018年6月，張進發起“陪伴者計劃”，這是他自己患抑郁癥后的第7年。在張進患病的過程中，媒體人出身的他將自己的患病經歷寫成了書稿出版，陸陸續續有很多患者和家屬找到他，他們在交流中發現精神疾病非常復雜，而且治療并沒有標準化流程。結合自己在治療中走過很多彎路，張進感慨，如果當初有個過來人指點自己一下，該有多好。
隨著病況好轉，張進開始反思自己從患病到治病的經歷，他發現現有的治療體系存在不足。目前中國的精神疾病治療主要是醫療衛生系統和心理咨詢系統——即精神科醫生和心理咨詢師，但他們都有各自的局限，共同的缺憾是，他們都無法為患者提供全程的幫助。
于是，“陪伴者計劃”誕生了。張進希望那些心理疾病康復者能夠以“陪伴者”的身份出現在患者身邊，與精神科醫生、心理咨詢師一起，組成一個三位一體的治療方式，打通“生物（醫療）-心理（咨詢）-社會（陪伴）”這三個環節，對患者給予全程指導、陪伴和撫慰。
張進看過王輝的情況，認為他可以成為“陪伴者”。每一個“陪伴者”，都由專業人士進行評估，有一些陪伴者會先在“渡過”的社群里做一段時間的管理員，待通過考查后才能轉正。
從2018年開始，王輝以“陪伴者”的身份，陪伴了近百人。其中多數是青少年，其中還有的人跟王輝一樣，也是雙相情感障礙患者。
陪伴的方式多種多樣，有線下交流的，有打電話或者視頻的，有在微信上文字聊天的。王輝發現，求助者有很多都是家長，他們最常問的問題是：“我孩子得了抑郁癥，怎么辦？”
作為曾經的抑郁癥患者，王輝現在可以很理解這些患者家長，他告訴家長們，孩子選擇不見你、不跟你說話，并不是他討厭或者恨你，其實他也很難受，很內疚，他們會覺得“我作為兒女讓父母承受了這么多痛苦，我不配活著”，所以他們才把自己關起來。
作為陪伴者，王輝的一個任務就是為患者和家長建立更多的連接，然后再慢慢退出來。因為陪伴者很難一輩子陪在患者身邊，但父母卻能夠這樣做。“我覺得，父母是最好的陪伴。”
王輝曾經接到過一個來自江西的求助者，對方是一名邊緣型人格的男生，平時有經常性的自傷行為，一旦有情緒問題處理不好，就會用刀子割傷自己。對于這位求助者，王輝陪著他聊天，陪他一起打游戲，那些二次元的東西，王輝也一知半解。雖然王輝自己覺得，這種聊天頗有些“尬聊”，并沒有多么親近，但從那個男生的反應來看，有人陪著他玩游戲聊天，有人能夠聽他講講自己的經歷故事，就已經很滿足了。
在這個過程中，王輝也幫助男生與他的媽媽建立起更多的聯系，他會跟男生說，有些問題你可以去問問你爸爸媽媽，他們能夠幫你解決。通過這種引導，男生與媽媽的關系開始親近起來，經過王輝半年多的陪伴，男生都沒有再出現自傷行為。
理解
陪伴者的真正困擾，是失落
“陪伴者計劃”的任務原則是案主自決，這一點類似于社工，且不是純粹的公益活動，陪伴者是按照時間來向求助者收費的，收費的價格很低，即便是等級最高的陪伴者，一個小時也只需要200元。
對此，張進解釋，收費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對求助者來說，付費的才會珍惜，才不會隨意消遣陪伴者。另一方面陪伴者花費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去幫助求助者，理應獲得報酬，雖然報酬不高，但這對陪伴者來說是一種認可，同時由于陪伴者多是心理疾病康復者，他們也需要社會認同，獲得報酬能夠更好地幫助他們回歸社會。
事實上，陪伴者或多或少都能夠從“陪伴者計劃”中獲得心靈上的收獲。王輝發現，不斷講述自己的經歷，并沒有因此而影響自己的情緒。他覺得有人能夠聽他講自己的故事，能夠感受到自己的生命被別人重視，對別人有幫助，這其實對自己是一種療愈。
當然，由于陪伴者本身就是抑郁癥康復者，不斷地提及自己患病的過往，也會導致個別陪伴者出現情緒反復的問題。按照項目要求，如果陪伴者發現自己在陪伴過程中情緒受到了較大的影響，或者是回溯自己過往經歷后有不適狀況，就要立刻停止陪伴，由專業心理咨詢師介入。
同時，為了防止類似事情發生，陪伴者管理團隊會定期安排心理督導，一方面幫助陪伴者提高陪伴能力，另一方面也讓陪伴者認清自我。
對于大部分陪伴者來說，真正困擾他們的倒并不是自己的狀態出現反復，而是無法給求助者提供幫助時的失落感。
王輝在陪伴中就發現，并不是每個求助者都能夠有明確的求助方向，也不是每個求助者都能在陪伴者的幫助下擺脫引發困擾的環境和事件。
有一次一個女生陷入抑郁在網上直播自己喝得爛醉如泥的樣子。后來王輝約她到北京陪伴她。王輝能夠感受到，這個女生與男朋友之間的關系對她是個傷害，但無論他怎么做，那個女生都無法完全放棄這段關系，總是會回到關系里去繼續痛苦。王輝發現對待這樣的事情，自己其實什么都做不了。
起初，王輝深深地陷入到無法幫助到求助者的自責中，但接到的案例越多，他開始慢慢釋懷，他明白有些事情是不能替求助者解決的。但無論怎樣，能夠在一個人需要的時候給予陪伴，也對他們有足夠的幫助。
陪伴
寬容的環境
理解的空間與支持的力量
這種失落感，其他陪伴者也有。劉昕也是“陪伴者計劃”中的一員，在他陪伴的過程中，有一個案例印象最為深刻。求助者是他的發小，他有很明顯的抑郁癥狀，劉昕建議他去看醫生，診斷是雙相情感障礙，醫生建議他治療，但他的媽媽始終覺得孩子沒有病。去年七月時，這個男生自殺身亡。
這件事讓劉昕很遺憾，他覺得自己當初沒有做好，應該更堅決地讓他媽媽帶他去住院治療，如果那樣很大可能會救下朋友一命。
“我們的陪伴就是幫助患者增加社會連接，讓他們學會如何去生活。”劉昕說，陪伴者并不是老師，并不能教給求助者如何去生活，但可以給他們創造一個寬容的環境，一個理解的空間，一個支持的力量，讓他們自己去摸索，想明白如何去生活。“當然，有的人很快就能夠擺脫自己的狀態，有的人則需要很長時間，幾年都有可能，我最長的一個陪伴有兩年時間。”
在陪伴的過程中，陪伴者偶爾會遇到求助者有尋短見的情況。根據陪伴者管理規定：遇到這種情況，需要突破保密協議，第一時間通知緊急聯系人，并且向家人推薦專業醫院或者機構進行救治或者危機干預。
“陪伴者計劃”對于陪伴者的任務有明確守則，除了心理危機問題外，在用藥上也必須嚴格遵守，陪伴者可以和求助者討論藥物的使用，但不能建議求助者用藥或者換藥，并且一定要叮囑求助者用藥前必須咨詢專業醫師，在醫師的指導下用藥。
劉昕現在就是精神科專業的研究生，他也同樣不會輕易給求助者建議用藥，即便對用藥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他也要讓求助者去征求專業醫生意見。
學習精神科專業后，劉昕對于“陪伴者計劃”可以從專業方面進行評價，他認為陪伴者對于病患來說是有直接幫助的。在國外對待精神疾病的患者時，往往會由一個醫生配合幾個風格和流派不同的治療師，其中還有社工的深度參與，這一整個團隊為一個精神疾病患者提供生物、心理和社會的三維治療康復服務。其中社工的工作與陪伴者非常接近。
只不過，“陪伴者計劃”來源于“渡過”這個抑郁癥患者互助社群團體，他與精神科醫生和心理治療師是割裂的，三者無法像國外那樣信息共享，這還有待中國精神衛生治療康復方面的進一步完善。
支持
共享教訓，一位母親的轉變
對于這些年齡小的孩子，陪伴者與家長的交流更為重要。劉昕認為，孩子出現心理問題，家庭環境肯定是無法規避的環節。有一些父母覺得孩子有精神問題，于是找陪伴者來陪伴，還有一些家長因為孩子患病也焦慮煩惱甚至抑郁，他們也需要調整和改變，只有整個環境都調整，對于患者才有最好的效果。
臘梅是一名陪伴者，同時她也是一名抑郁癥患者的母親，在“陪伴者計劃中”她接到的求助者也同樣以患者家長為主。看到那些家長的狀況，臘梅有時會想起自己，她兒子在患病期間，她也曾備受煎熬，也曾深陷焦慮。
現在，臘梅會把自己帶兒子看病的經歷，當做一種教訓講給求助家長聽，讓他們不要犯同樣的錯誤，便于盡快找到幫助孩子并讓自己走出焦慮的出口。
臘梅的兒子曾是重慶重點中學的好學生，模擬考試能考到600多分，目標就是清華北大這樣的高等學府。但從高二開始，他就出現各種癥狀，上課就頭疼，晚上就失眠。精神科醫生診斷他是嚴重焦慮，但只開了一些中成藥。藥吃了還不到一周，兒子就開始抵觸治療，不再吃藥，可是癥狀仍然困擾著他。
臘梅和丈夫帶著兒子四處求醫，有的醫生說孩子沒病，有的醫生說是雙相障礙，有的醫生說是抑郁癥。每個醫生有每個醫生的治療方案，開了很多不同的藥，這更讓臘梅焦慮，兒子到底是怎么了？在這兜兜轉轉中，孩子也陷入到一種很崩潰的狀態，有的藥物導致他嗜睡，他在課堂上睡著了，醒來更覺得自己有負罪感，還有的藥物對他沒有作用，反而加重了癥狀，他甚至還出現了自殺的傾向。
在四處問診的過程中，臘梅的兒子仍舊堅持復習為高考做準備，參加了各種復讀班。2017年、2018年和2019年他三次準備高考，但臨到了考試時癥狀就會越發嚴重，結果反而一次都沒考成。在這期間，孩子也一直嘗試自救，但都沒什么效果。
直到2019年，臘梅帶著兒子到北京回龍觀醫院就診，醫生經過兩個小時的問診，建議他不要再強迫自己考試復習，順其自然，直到這個時候全家才下定決心放棄高考。
現在臘梅兒子的情況比較復雜，自我效能感很低，覺得自己有病什么都干不了。他曾說：“媽媽，我以后真的不能工作了，我干什么都不行，也不能結婚了，我就能湊合活著就不錯了。”兒子現在這個狀況，臘梅也沒辦法。
臘梅成為陪伴者后，會參加社群的心理專業培訓和陪伴者督導，她會和專家聊起兒子的情況。現在她反過頭來認為，自己當初帶著兒子四處投醫問藥的做法欠妥，使用各種藥物后，反而把他的病情搞復雜了。
臘梅現在也對青少年抑郁有了自己的思考，她認為青少年的心理問題比成年人的更復雜，她回想起兒子患病的經歷，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當時她和丈夫對精神疾病完全不懂，認為治好了癥狀就什么都好了。所以，丈夫還一直讓兒子堅持復習，期盼他治好后能參加高考。“但其實，孩子的病根就在考試的壓力上。”
康復
療愈彼此，找到陪伴的意義
面對求助者時，臘梅會先詢問患病孩子的情況，然后告訴家長：“這時你不能焦慮，必須站起來，去了解抑郁癥到底是怎么產生的，應該怎么治療康復。”
臘梅會告訴媽媽們，孩子出現抑郁情況后，除了要積極就醫外，還需要家長全面梳理家庭關系和生活環境，要了解孩子的性格以及父母及親子之間的關系等，這些都梳理清楚后，再結合學到的心理學知識，來分析孩子所處的環境到底是哪出了問題，然后一點一點去解決。
臘梅想起自己的家庭關系，丈夫是老師，平時略顯清高，不善與人溝通，對兒子的學業寄予厚望。她自己曾經比較強勢，努力工作賺錢，追求完美、追求成功，追求金錢。而此前她有時會抱怨丈夫，丈夫則以冷暴力來回應她，而丈夫會用責打的方式管教兒子，這個時候作為媽媽的她又從來不出來勸阻。
“你問我有沒有自責過，當然有，我覺得每個抑郁癥孩子的父母在重新審視過家庭環境后都會有自責。他們會問自己，我這么愛我的孩子，但怎么卻成了這樣的爸爸媽媽？”臘梅說，但如果真的能夠懂得心理知識，這種自責就會慢慢消失，父母們也就會釋然了。“我的問題是我的父母的投射，那我父母的問題呢？如此往下推導的話，我們到底應該去責怪誰？以前我不懂，我會恨我的父母，現在我懂了，我可以釋懷了。”
臘梅說，以前孩子沒生病時，她表面看起來生活很好，其實心里卻焦慮得很。現在，臘梅打算去考社工師，來幫助更多的家庭解決問題。“最近這兩年我跟丈夫的關系也在好轉，我們夫妻關系得到了療愈，我陪伴的求助者很多人也都在調整自己的家庭關系和狀態，有時候想想，這是我兒子給我們帶來的改變，這其實就是他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他用他的痛苦、經驗和教訓，幫助了我們。”
在陪伴的過程中，臘梅覺得自己也收獲了很多。去年她陪伴的一個求助者，是一位母親，因為孩子的病，這個媽媽也抑郁了，曾經多次想自殺。臘梅跟她通過話后，兩人在線下見了面，臘梅陪她聊了三個多小時，后來還一直保持著聯系。通過臘梅的陪伴，這個媽媽調整了心態，慢慢地狀態好了起來，沒多久，孩子也停藥了。她給臘梅發信息說：“我必須要發自內心地感激你，是你幫我掀開了蓋在頭上的蓋子。”
在后來的交流中，這個媽媽和臘梅互相學習探討，臘梅也覺得受益匪淺。
通過“陪伴者計劃”臘梅認為心理健康知識對于預防青少年心理問題非常重要，她希望學校可以將心理健康知識納入到日常教學中，讓孩子們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家庭環境和社會環境。而對于已經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來說，她認為根本無法靠父母來解決，必須要借助外界的力量，這所謂的外界應該包括精神科醫生、心理咨詢師和治療師以及類似陪伴者這樣的社工。“當年如果我們家有一個像我現在這樣的陪伴者，能夠幫助我們引導我們了解抑郁癥這個病，我們也不會走那么多彎路。”
文/本報記者 張子淵
